7月11日，看似平常的一天，北京大学“未名四老”之一、98岁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悄悄地与燕园永别了。据媒体报道，2007年，季老在新书《病榻杂记》中要求摘掉头上的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学术泰斗”和“国宝”3顶帽子。北大在发布消息时并没有用社会和舆论曾赋予季羡林先生的“国学大师”的称号，仅仅用了“资深教授”的说法。

　　季老为什么不喜欢“国学大师”的称号？很多人以为这是一种自谦。其实，季羡林先生年少时问学于清华，师从学贯中西的陈寅恪等大师，产生了对梵文的兴趣，随后留学德国十年之久。“他的第一个学术成就的高峰，正是产生在这十年之间，奠定了他作为一代知名学者的基础。”

　　而说到这些，就不能不提到他当年在德国求学的经历。

　　老人早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师从瓦尔德施密特先生。最初两个学期，选修梵文的只有他一个外国学生。教授仍然照教不误，而且备课充分，讲解细致，威仪俨然，一丝不苟。二战爆发，瓦被征从军。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，毅然又走上讲台，教的依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。

　　“冬天大雪之后，在研究所上过课，天已近黄昏，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。雪厚路滑，天空阴暗，地闪雪光，路上阒静无人，我搀扶着老爷子，一步高，一步低，送他到家。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，现在我真觉得，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。”在这段季老自己的回忆文字中，流淌着对恩师的厚爱、师道的至尊以及前辈的仰慕之情愫，当然，更深知“教授”二字的个中真谛。

　　季羡林先生不仅著术等身，而且效法自己的恩师，始终躬耕于三尺讲坛，亦是桃李满园。用学生的话说，他“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年轻的学生。”

　　季老授课同样兢兢业业。北大在解放后首次开梵文、巴利文班。5年中，季羡林和金克木先生从头教到尾，没有别的老师替换。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黄宝生的记忆里，季老每堂课都教得非常认真。后来，季老的名气大了，社会活动多了，但始终坚持写文章，即使各种事务缠身，也一直钟情于学术。

　　韩愈说:“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教师作为一种职业的群体形象，世代为公众所尊宠、仰慕。反思当下，人们很难接受、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是，个别本该恪守“师道”者，把学校当学店，把学生当消费者；术无专精，心有旁骛，指导数十个研究生，一年也难见一次面；为学术政绩不惜造假、剽窃，斯文扫地；文人相轻，文人无行——师道之不复，“恩师”又何存焉？

　　在大师称号泛滥的今天，我更喜欢“资深教授季羡林”。相信，季老也会更喜欢这一称号。对于他而言，不需要强加更多堂皇的冠冕，一“资深教授”足矣！